景帝中元三年九月，皇帝下诏，特命太学之内新设一科，谓之“刑名学”。以《韩非子》为根基，《公羊春秋》为佐辅，尝试重新构建并完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由于汉初的学风开放，太学内开始教授以韩非法家为根基的刑名学并未引起保守派势力的过大反弹，毕竟《韩非子》乃是黄老学派崇尚的道法五圣经之一，原本就极受汉初统治阶级的追捧。

其实自高祖刘邦已降，包括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和贾谊，晁错之类的重臣，都是法家学派的忠实拥趸。即便是保守派的标杆窦太后，都没有对太学内新设刑名学提出异议。

反倒是朝野上下的诸多大儒如丧考妣，只觉失望不已。在他们眼中，公羊学派虽同属儒家，却一贯主张“微言大义”之术，只会根据自身的需要，肆意注释甚至曲解孔夫子原本仁德宽宏的理论，乃是儒家中最为叛逆的流派。

如今大儒们眼见公羊学派不但被朝廷重视，还甘当法家之佐，大有融入黄老之学的态势。对于一直以儒门自傲，孔子独圣的不少腐儒而言，公羊学派此举无异于欺师灭祖。。

即便是公羊学派内部，也产生了极大的**。以董仲舒为首的实务派，长久来一直坚持贬低道法学说，试图扭转统治阶级高层崇尚黄老之学的理念。如今面对胡毋生为首的理论派要“叛变投敌”的恶劣行径，自是极为不屑和愤慨的。

然而景帝和太子刘彻面对如此情形，不怒反喜。尤其对于刘彻而言，能让原本看似铁板一块的儒家产生巨大的内部**，是极为有成就感的。

儒家的理论是华夏民族最为适合凝聚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但也是极容易产生自负倾向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儒家学派中，开放和封闭两种极为矛盾的体系一直相互纠缠。令人遗憾的是，在前世，随着华夏民族保持了两千余年的强盛态势，儒家学派逐渐目空一切，鄙夷任何较弱势的民族及文化，甚至导致数次被“蛮夷”所制，却始终未曾醒悟，实在可悲可叹。

刘彻如今所作所为，就是想敲破儒家学派极端自负的心理，让他们承认儒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较大学派，并主动融入恢弘而**的华夏文化之中。在当代大儒真正醒悟，并痛改前非之前，刘彻并不会尝试提升儒家的地位。历史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教训实在太过深刻，令刘彻对顽固的腐儒们极为忌惮。

作为大汉帝国的掌舵者，景帝刘启更是对太子刘彻提出的“曲线糅合”理论极为赞赏。毕竟儒家所崇尚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理论，早已让他垂涎三尺。只是忌惮保守派势力的反弹和出于自身对儒学本能的防备心理，一直以来他只是徐徐图之，尝试着逐步提高儒生在朝廷上的地位。

刘彻提出先在太学设立刑名学，用以尝试糅合儒法两家学说的构想，不由让景帝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以黄老之学为根基，又能将儒家这根鲜嫩枝干嫁接上去的良方。

对于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在皇帝陛下大力推动，而朝堂几大派系又没有过激反应的情况下，自然是政令畅通，办事效率极高。

公羊学派宗师胡毋生被拔擢为博士仆射，位居博士之首，地位仅此于太学祭酒卫绾，相当于后世的教育部副部长兼社科院首席院士。

其**淄川公孙弘、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更是一步登天，尽皆从一介布衣被破格录为太学博士，谓之公羊五士。公羊理论派在大汉整个教育体系的实力一举超越了公羊实务派，更远超儒家诸多流派，成为当今声势最大的儒门学派。

可以说，胡毋生乃是汉初首位被真正重用的儒生，可谓执儒门之牛耳者。

汉高祖曾引用叔孙通制定朝仪，初尝儒雅的美味，但由于忙于剿灭叛乱，干戈未解，未暇大兴儒教。孝惠高后之时，“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书生分羹。文景之时，名士硕儒颇有为博士者。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所谓“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只不过具员领俸，没一个受到重用。再加之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诸博士不仅难以儒业得幸，而且还有触忌犯讳之虞。

如今胡毋生成为真正的实权人物，顿时让不少暗恨生不逢时的儒生眼前一亮，似乎看到出路，寻到了进身之阶。尤其是当胡毋生凭借皇帝的诏令，派人四处求贤之时，大量原本已绝望归隐，居教乡里的大儒，纷纷应征而至，充实到太学内公羊学派的体系之中。

作为太子太傅的卫绾自然深悉皇帝和太子的本意，不但没有丝毫干涉胡毋生，反而尽力为其排忧解难，甚至特意批复了十余个博士的位置，让胡毋生得以招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