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明初洪武二十三年(1390)，洪武皇帝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后，本朝的海禁令已经成为大明百姓头上的紧箍咒。海禁最严厉的时候，明初的“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人海捕鱼”，前所未有得搞出了“渔禁”；嘉靖年间的闽浙总督朱纨在浙江“下令禁海，凡双槁余皇，一切毁之，违者斩！”，凡双桅船一律被毁掉。上百年海禁后，沿海百姓们已经习惯了，基本上把出海当海盗，以及出洋海外经商当做了一回事。

月港的开海，官府发放“船引”的规定中说：

“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责道查覆，送院复查；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食道查覆．送院复查。”（《明经世文编》）

从这一规定可见，除漳泉两府的百姓外，福建的福州和福宁州商民也被排斥在船引的发放范围之外，要不这一制度中就不会载明“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食道查复，送院复查”了。只有漳、泉两府通番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而其它地区人民都未包括在这一通番的合法范围之内。

浙江商民如果搭附月港出海商船去遏罗、吕宋等地卖丝织品，虽然一定会获利丰厚，但回国后则完全可能被以“通番律”论罪。

当下这些聚集在杭州城东忠清里丝绸行会的商人们，大多是徽商，其余的是浙江本地商人。虽然徽商浙商曾经是私人海外贸易——亦商亦盗的先驱者，但经历了“嘉靖大倭寇”时期的重大打击，已经没有几个浙商还敢去海上冒险了。在明朝，中国沿海海上运输业是完全萎缩了的。所以，把生丝由浙江从海上运到广州澳门去这种事，已经完全出乎他们的想象能力了。

福建佬杨才莆是曾家在商界的老朋友，曾景山一到杭州就把收购生丝的事委托给了他，然后，拉着尹峰立刻去了南京。杨才莆其实也是个胆大包天的商人，在尹峰原时空的历史中，他和丝绸行会会头张玉宇等人，后来曾经合伙去日本贩卖杭州细绢，一次获利至4倍。但他此刻也不清楚，曾家那个神秘的尹掌柜将如何把收购到的货运出浙江，然后运到澳门。

其实尹峰此刻也不太清楚，他原先想好好参观一下故乡杭州此时的美景，但只待了一天就被曾景山硬是拖到了船上，沿着运河前往南京。到了南京，也没时间浏览一下秦淮河的良辰美景和风花雪月，又被曾景山拖着每天去镇守太监的衙门外候着。连续三天的无聊等候后，有一个书办终于出来接见了他们俩。这个小小的书办就是曾景山所谓的南京守备太监处的关系。

然后，两天后，曾景山陪着尹峰又打点了几处衙门后，拉着尹峰又赶回了杭州。尹峰是在离开南京的那天去了罗寺湾公所，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住所。这里就是以后的南京石鼓路112号的石鼓教堂。

但是，尹峰带着马加罗找到这里时，这里只有几个中国教徒在留守。半个月前，利玛窦本人和传教士巴拉达斯在万历二十八年的四月初五日，也就是公元1600年的5月18日离开南京，前往京师去了。

没能和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会面，尹峰有着深深的遗憾。也有一份窃喜，黑人马加罗又可以继续做他仆人一段时间了。他给利玛窦留了信，简单说明了一下事实，带着遗憾匆匆离开了南京。

曾景山四处收货的时候，保持低调神秘状态的尹峰在完成他的书：《东西洋纪行》，同时成了好字号兼职的账房先生。因为尽量减少出外见客，他就以二掌柜身份去商行各处转悠，偶然发现好字号的记账方式还没采用借贷记账法，每笔帐都得记录多次以供查对。他一时兴起，把后世借贷记账法的基础部分拿了出来，教给那些账房先生。

他怎么知道这些会计原理的？很简单，因为他的父母全是会计，从小熏陶的结果而已。

结果，从六月到八月，他都在账房内忙碌，教授借贷记账法，算账，查账，把好字号前5年的帐全查了一遍；他以前从来不愿和数字打交道，现在可好，天天和数字打交道，而且还是中文数字。最后他是在烦不过，借口要印刷自己的书，逃离了账房。

八月份，终于货收齐了。秋季的西北季风即将来到，该是出海的时候了。

他完全没料到，近百车的货是通过浙江昌国水营备倭把总下辖的船只出海的。

曾家和南京镇守太监手下那个曾姓小书办是远亲，通过他查到了十多年前曾经和曾家有过走私贸易往来的，原福建海备道下辖的小哨官罗庆已经调任昌国水营备倭把总。原先曾家只知道罗庆调到了浙江，这种关系是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的，但现在因为尹峰的出现，以及尹峰的冒险商业计划的实施，需要这层关系了。于是有了尹峰的南京之行，由南京兵部关系查到了罗庆的具体调任单位，然后一切就靠钱和关系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