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进一步论证河朔胡化。“河朔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质言之，即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他在《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一文中指出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自河朔地区迁至李唐 fu所在的长安、洛阳是由于河朔地区已是胡化区域，汉族士人无法容身。（14）他还用秀才卢生“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为例来证明。实际上，这两个例证并不可能得出“河北社会全然胡化”的结论。陈寅恪先生又大量征引藩镇史料，说那些人或者“本是胡人”或者是“渐染胡习、与胡人不异”。所谓“胡习”陈寅恪先生指的是“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这又是所谓“河朔胡论”的证明。河朔地区本是边防重地，以后又是藩镇连兵，长年攻战的地区，身为节度镇将，可以不习攻战吗?而且尚攻战并不一定就排斥文教，魏博节度使罗威”服膺儒术，招纳文人，聚书至万卷，每花朝月夕，与宾佐赋吟甚有情趣。”（15）还要指出的是，河朔藩镇的社会基础事实上是充当职业雇佣兵的农民和**，而这又是与河朔胡化风马牛不相及的。（16）

其实，河朔地区决不是全然胡化的地区。在唐代，西域商胡的东来，一些少数民族的内迁，都有一定的路线，有一定沿途居停和聚居的地区。河朔地区虽有昭武九姓种人分布，但正如以上所论述的那样，他们只是河朔居民中的少数，而安史部众中的昭武九姓又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况且他们都是突厥化了的。少数胡人杂处在大量汉人之中，而竟会使河朔地区在短期内完全胡化，使整个社会面貌彻底改观，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同时，同一时期的长安，洛阳，集居着比河朔地区多得多的胡人，而且长安、洛阳的汉族居民的服饰、次食、舞乐等方面都也深染胡习，是否能得出洛阳、长安就是胡化地区呢?显然是不能的。（17）

安史之乱的爆发既然用河朔胡化的原因解释不通，那就要从别的方面进行推论。不过，本篇所论范围已不在此。这里，仅把《新唐书?兵志》中有关的一段话迻录在此以作全篇的结束。“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注释

1以下所引陈寅恪先生著作原文，除另行注出外均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

2黄永年师有《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一文，载《文史》第八辑，所论颇jing。

3《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

4（11）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59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本第217—218页，第127页。

6《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78《全唐文》卷四三五。

10王治来《中亚史》第175页

（11）藤田丰八《西域研究》杨链译本第170页

（12）《关于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12期

（13）陈寅恪《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14）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15）《旧唐山》卷—八一《罗弘信传》附《罗威传》。

（16）杨志玖《试论唐代藩镇的社会基础》，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杨志玖、张国刚《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载《学术月刊》1982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