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大家专心地听颜连长读文件并不全是要弄懂文件精神，主要是想看他出洋相。正如大家所愿，他读着读着像一个有口吃的人一样把一句话断断续续、重重复复地读。接着他给一个生字卡住了，他又不好意思问旁边的人，他也知道问人不如问身边的树。于是他慌了，脸涨红了，脖子上青筋凸出，汗冒出来了。这时下面有人起哄：“看哟，颜连长颈上能摘下一把豆荚，还一个劲地给豆荚浇水，生怕豆荚焉了。”说得大家笑起来。
村长发火了：“笑么事笑？老鸦莫笑猪毛黑，菜篮莫笑米筛稀。他还敢读，我认为他读得蛮好。你们呢？有本事怎么不到台上去显耀一下呢？叫到你们名下一个个只知道把脑袋夹进胯下，这会儿笑别人大劲，有么资格笑别人呀！不说叫你们读只怕你们听都听不出什么名堂来。哪个再笑就让他上台接着读。”
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村长就是这里的土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没有敢不听的。立刻会场又肃静下来。颜连长受了村长的表扬及后面那句话“只怕你们听都听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启示，就胡乱给卡壳的字读个音越过去。对应后面的‘深圳’读成‘深川’,‘推荐’读成‘推存’。他认字巡着‘长字认一截，短字认一边不怕它跑上天’这个谱读着。管它深圳还是深川，推荐还是推存，反正能够知道读白了的人没几个。
颜连长总算顺利把文章读完，村长带头鼓掌，全场响起了掌声。照理说颜连长的朗读是赢不了这么多的掌声的，村民们是见村长鼓掌也跟着鼓起掌来。村长鼓掌并不是因为颜连长读得好赢得赞赏，他也没听出什么子丑寅卯来，主要是给颜连长的敢读这点勇气的一些鼓励。同时也有种抬高自己的意思在其中，“看，我选的人准吧！”这还不够，村长站了起来双手平举后往下压把大众的掌声压了下来接着说：“颜连长是好样的，年青人嘛就要有勇气，有胆量，要敢于战胜自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村长刚说完颜连长连忙站起来以一种卑谦的神态对村长敬个礼说：“见鬼，见鬼！（惭愧）是恩那旮说得好！”那加足气流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会场上空回荡，特别醒耳。村长听了很纳闷：“我表扬他，抬举他，可他还说我见鬼。这么不知好歹，公然在大会上藐视我侮辱我，这还了得？”待要发作转眼见台下也是一片惊愕之状马上想到大庭广众之上自己一村长同手下人吵嚷起来有失颜面，于是马上转移话题进行下一个会议程序。
会后村长把颜连长叫到村办公室里问：“我在大会上说你的话哪句错了？值得你当着广大干部群众骂我哇？你这是什么态度什么意思？”
颜连长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村长，我哪里骂了恩那旮呀？别说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是私下里我也不敢骂恩那旮撒！骂恩那旮就等于骂我的爷娘，天还不打我的雷？”
“看你伸手打爷缩手不认，你对我连说两句‘见鬼’，忘了？这不是骂我未必是称赞我？”
“村长，恩那旮误会了，‘见鬼’（惭愧）是一个谦词，看，是这两个字，不是恩那旮认为的那个‘见鬼’。我刚才读文件时本来读得不好而得到恩那旮表扬内心很不安，因而说了这个谦词来！”颜连长指着一文件上正好有“惭愧”两字解释。
“原来你是说的这两个字呀！ 年青人就是要谦虚不能受了表扬就骄傲，‘见鬼’之情不可少。”村长拍着颜连长的肩膀说。
村长本人也没读什么书，不过他爱看书看报。人们经常看见他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墩上，戴着眼镜，拿着报纸认真地看。也不知道他看懂没有，从没听他宣传过天下新闻、国家大事。在他刚当村长的那几年他喜欢召开群众大会，作报告时用过‘批林批孔、克己复礼、糖衣炮弹----”这样一些词语。人们猜想这些新鲜词语大概是从报上学来的。人们对“克己复礼”的意思闹不懂就问村长，村长这样解释：“你们真是屌事都不懂，意思明摆着撒，不就是反复用黑鸡婆送礼呗！”近几年他作报告换了新内容：什么改革开放，什么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至于其中的含义是什么村长也没举例解释过，也没有哪个村民找着村长寻根刨底。
至于报纸除了村长看报再没见过谁拿张报纸在手里，要是有谁拿张报纸在手里看的话，要么受到见者的羡慕要么受到见者的鄙视。人们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区分很分明，书生看书看报写文章是理所当然的；傻农只管在田地里出劲，如果哪个泥巴腿子说话文绉绉，扮假斯文就要遭人嗤之以鼻。村里的王向习刚当村会计的那阵子，改穿对襟大便褂为左上带荷包的学生上衣，而且上荷包里挂支笔。挂支笔就像挂块牌，标志着自己是文化人，从农民阵营中脱离出来了，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自尊心，人们都说他假马，说他洋不洋，土不土。这时就有人作打油歌子唱：“埂下五队王向习，假嘎马嘎挂支笔，认不得字当会计，问他上过几年级，羊角尖上的石级，上了一级又一级。”的确王向习没进过学堂门，他是由于家里成分不好，破产地主出身。加之父母生他们兄弟姐妹又多又重密，十来张口吃饭全靠着父母两个在队上挣公分养。想想，能养得活吗？兄妹们都是打着饿肚过日子。他们家年年是缺粮户，兄妹没有饿死是讨了队上劳力强的余粮户的好。因而也受过不少的骂：“养猪婆、猪崽。”对一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孩子来说就不谈上学读书了。更何况他这样一个四类分子子弟根本就不具备读书的资格。
他家曾深受过没有文化的苦，社上的记工员很会看人行事，见他家成分不好，又是缺粮户老欺负他们，时常少记他们家的工。他父亲背着地主名声实则没享过一天地主福，也是扁担倒在地上不知是个一字。明明知道记工员吃了他们的工，自己又不会记工，年长月久到底给吃了多少工哪记得清楚？后来他父亲想出一个这样记工的法子：出了一个工就捏一个泥巴坨放进床底下的罐里，到了一个月就跟记工员对一次账。
有一次王向习夜里起来小解，到茅房要过几间房，他当时小怕黑于是一泡尿撒进床底下记工的罐里，罐里的泥坨成了一罐糊浆。第二天，他父亲发现了这件事当即气坏了，满屋堂追着他打。他妈妈气得大骂：“这短阳寿的，做这样的短命事！射血射浓，懒得要死，茅房都上不得！我们天晴下雨在外面驼背弓弓地担担挖挖，流血流汗地挣的劳动日挣的工分就给你一眨眼泡了汤。再让你筑蚊烟（骂人的话，意思是吃饭）、吃吃死！”
从这时起他就渴望着学文化，他的理想也不是很大，就是希望长大后当一个记工员。像他那样的出身那样的家庭哪有他上学的机会。后来他稍大些赶上政府搞扫盲就上了几天夜校，他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学知识学文化，夜校的学员没有人赶得上他比得过他。之后政策变了，地主的帽子摘了，他就在村里干点事，再后来给他干上了会计这个职务。
王向习不在乎村民的态度，你们勤快说把嘴说了缺到耳朵上才好。
可以说书籍、报纸在这里没有什么市场，两百来户的村仅订了一份《湖北日报》。因外出的人少，读书的人少，需要邮寄的刊物、书信自然就少。邮递员一个月内来打个转身算是瞧得起了。所以看到的报纸都是‘馊包子’。
公家的报纸都送往村长家，这一点村民们没有异议并表示理解，当一村之长他不捞只蚊子也该捞只跳蚤。一点好处都不得，那他的腿岂不是白跑了吗？再说自己斗大的字也认不出一箩筐，去争张报纸来做啥？只是到了过年节时觉得用报纸包糖果、礼品比用草皮纸包体面，才向村长家讨上几张。
颜永农想到了有见识人的话，通过与小孩多日来的接触，觉得这孩子言行举止很有教养，见识比农村孩子广，更加肯定这孩子是城里人。他的父母是文化人，必定知道在电台、报纸上登个《寻人启示》的，于是颜永农这天夜里顾不上一天的疲劳到村长家叫门，把村长家里近一个月来的报纸都翻出来一张张地过过细细地查看，最后他这一夜的休息时间白白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