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后的第二天早晨，接到报警的熊队长，就找到了村里的治保主任。只是由于主任刚从部队回家不久，对村子里的情况也说不清楚，就把警察带到了村长李跃堂的家中。

据治保主任回忆，当时的李跃堂是躺在铺上，原因是第一天晚上喝多了酒，摔坏了身体。尽管李跃堂没有肯开灯，说是怕刺眼，治保主任还是注意到，李跃堂的面部好象也有伤痕。

当时还顺便开了一句玩笑，问李主任是不是走小路，被人家女人给抓破了脸。李跃堂倒是打了一个哈哈说：“就凭我村主任这个身份，到哪一家去都能直接上铺睡女人。还会让人抓破脸皮吗？”

关于嫌疑对象的事，也是李跃堂提供的线索。当时他介绍说：“庄前庄后这么多男人，就只有那个樊家庄的樊群林，有点色迷迷的，经常朝着张粉香说些不三不四的脏话。”

正是在这样的暗示之下，熊队长把视线落到了樊群林的身上。而熊队长破案心切，也就把自己先入为主的思想观念灌输给了张粉香。这也就造成了受害者直接指控罪犯的这么一幕闹剧。

得到这样的答案之后，任笑天也就明白了张粉香说话吞吞吐吐，甚至不愿意再继续追查罪犯的原因在哪里。不管怎么说，李跃堂都是张粉香老公的叔叔，而且是一个有着大恩的叔叔。张粉香感觉到自己也没有吃到什么大亏，当然也就不希望让人家说自己恩将仇报，把叔叔送进牢房了。

“我认为，李跃堂的体貌特征与罪犯相符合，手电筒也是一个佐证。他具备接近‘黑虎’的条件，并且在案发之后，出现腿部、脸部同时有伤的嫌疑之处。很有可能，他脸上的伤痕，就是被张粉香抓破的。大腿上的伤，也有可能是在逃跑过程中，被激怒的‘黑虎’所咬伤。”

任笑天抓起桌子上的茶杯，‘呼哧、呼哧’的喝了下去。用手抹了抹嘴，继续说道：“最大的疑点，就是在熊队长离开之后，李跃堂也匆匆忙忙的去了东山省轴承厂，说是看望在那儿工作的儿子。”

“小天呵，你说的这话，我可就有点听不懂啦。人家做父亲的人，想着去看望儿子，这又有什么可疑不可疑的地方呢？”物证科的王科长，开始出面进行抬杠。

“事前没有风声，又在侄媳妇遭到罪犯侵犯的时候出走，这不符合常理。从平时相处情况来看，这个时候的李跃堂，最应该出现在破案现场，而不是去东山省。他有什么急事？需要在身体受伤的情况下，赶往东山省。”

“小天，你说的这些理由，我都能理解。毕竟都是一种推测，都不能当作直接证据来使用。就说那个手电筒吧，也可以是李跃堂在酒后丢弃，恰好被罪犯捡到。你说，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王科长还不是一般的抬杠。

“是呵，你说李跃堂脸上和大腿上有伤，也只是推测，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呀。因为到现在为止，也只是那个治保主任一个人的反映，并没有具体的人证和物证。”罗科长也插了上来。他和王科长一唱一和，纯粹就是在给任笑天添堵。

任笑天倒没有说什么，因为他感觉到很正常。反而是在场旁听的王军，心中很不是一个滋味。在他的感觉中，支队这些领导纯粹就是鸡蛋里找骨头，胡搅蛮缠。明明是已经很清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挑这么多的毛病呢？是不是那个李跃堂作的案，抓起来一审，不就全都清楚了吗？

刑警支队的这么几个精英，轮番在对自己进行挑刺，任笑天一点也不感觉到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侦查案件，就是要经得起别人挑剌。只有找不到麻烦之后，才能证明自己所办的案件能够经受得起事实的检验。

熊队长的榜样在前，稍许一挑剌，就让案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他在办案的时候，也有人这么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找麻烦，出现这种冤假错案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甚至于能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

办案的时候，被别人挑出了刺，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案件能够办得滴水不漏。当然，要想能避免场中遭遇责问的尴尬局面，那就是要在事前把功夫做足，把别人可能要挑的刺准备好答案。现在的任笑天，就是这样一副状态。

任笑天在村子里走访之后，就基本弄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他又重新回访了张粉香。他没有责怪，也没有讽刺，而是用理解的语气说道：“大嫂，我知道你的难处。人家对你们一家有恩，又是家中嫡亲的长辈。这种事儿说出去，你也很难做人的。”